一、职务侵占罪的案发特点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职务侵占立案追诉的标准在五千至两万元之间。具体到上海地区，有关司法意见规定职务侵占达到一万元以上的即可追诉，但实践中立案追诉标准则有所提高。需要注意的是，超过十万元已经属于数额巨大，量刑幅度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笔者经检索，近三年来，上海法院判决的一审职务侵占案件超过419件，仅2014年上海法院一审判决的职务侵占罪案件就超过273件。职务侵占类案件逐步形成以下特点，需引起企业管理层的注意：

　　1.被告人职务层级越发走低，与以往高管更易涉案相比，职务侵占案发岗位则集中在营销、仓管、出纳、收营等企业中低层岗位，这些岗位的员工掌管着企业生产、营销、仓储、现金收支等环节的业务实权，直接经手管理财物，具有灰色获利的机会。

　　2.被告人单次侵占金额小，但次数频繁，持续时间长。职务侵占往往发生在财物审批权限存在弹性或管理监督责任不明的环节。对民营企业来说，大额财物审批几乎由公司最高层级领导控制，除非管理特别混乱，一般情况下，单次侵占较大金额财物的可能性较小，但若高管涉案的则不在此列。

　　3.被告人年龄越发走低，部分甚至是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以往职务侵占涉案人员多是入职时间长、熟识企业管理漏洞的“老油条”，但随着金额小、职务低的员工涉案增多，被告人正具有年轻化、入职短的特点。

　　4.涉案共同犯罪情形较多，实施职务侵占行为往往需要多人合谋。既有公司内部员工共同作案，也有内部员工与经销商、供应商的员工或其他人员勾结作案等。

　　5.被告人犯罪手段多样化，既有仓储人员的监守自盗，也有营销、管理人员的伪造骗取，还有收银人员的截留侵吞。

　　6.犯罪行为潜伏期长，取证困难，正如上述单次涉案金额低等特点的存在，导致犯罪隐蔽性较强，审计、监督力量难以及时触及，案发时间滞后，取证难度大。

　　二、如何调取职务侵占行为的证据

　　1.企业管理水平决定取证难易程度。

　　对部分企业来说，审计监督的缺位以及书面化管理的薄弱容易导致职务侵占行为的潜伏期长、取证困难。但对管理规范的企业来说，由于职务侵占行为往往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违法行为频次高，犯罪记录则容易固定。如果企业发现后能够及时处理、方式得当，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采取适当的调查措施，则又很容易固定证据。

　　2.取证目的不同，处理方式有别。

　　一些企业希望大事化小，企业调查取证的目的不过是通过调查施压，迫使员工将侵占的财物退还，同时可以依法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而不用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减少企业的损失。一些企业则是为了杀鸡儆猴，树立反面典型，借机进行警示教育，必须将实施职务侵占行为的员工予以刑事制裁。还有一些企业，特别是职务侵占财物数额巨大的情况下，企业则更希望在挽回损失的同时，又能起到警示教育其他员工的作用。如果发现涉案员工已经将非法侵占的财产用于挥霍或其他非法用途而无法返还的，两者往往不能兼得。

　　3.无论什么目的，调查取证工作都应根据实际需求，在遵循如下原则的情况下实施：

　　(1)保密乃重中之重

　　职务侵占案发生后，多数企业会将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处于秘密状态。职务侵占案涉案人数多，牵一发动全身，涉案人员往往具有利害关系，消息泄露容易导致串供、销毁证据。因此，对参与调查的内外人员都要尽量签订保密协议，限定案情的知悉范围。对于举报人及配合调查的人员，也要做好保密承诺，打消其作证顾虑。因此，保密工作乃重中之重。笔者经历的一起销售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促销员工资案中，就因企业在走访卖场的过程中未注意保密而导致涉案员工过早得知消息，销售经理、卖场经理及冒充促销的人员之间互相串供，导致企业的调查取证无疾而终。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打击经济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企业只是提供犯罪线索，如果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书面材料完成报案所需犯罪线索的举证，就不必过早打草惊蛇，亲力亲为。

　　(2)聘请专业律师介入

　　调查目的不同，处理方式有异，调查范围、深度、方法也有差别。对职务侵占行为的调查相当于刑事侦查的部分工作，企业内部人员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寻求律师帮助则是必要的选择。实践中，企业主导的调查取证工作往往由市场监察、审计或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但是这些人员缺乏案件调查所必须的法律专业知识及经验，其调查范围宽泛无重点，调查周期拖沓冗长，而且对自己的同事展开调查，难以做到公允公正，容易导致调查方向的偏差，影响企业领导层的判断。

　　因此，企业应当寻求法律顾问或外部律师的指导，律师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计划，才能确保调查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律师除了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展开调查外，在报案控告过程中，还可以提供专业规范的文书、证据材料，更有效地与公安机关沟通，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有效辅助。通过律师的参与，企业也可以更加清楚案件的走向，预判案件处理对企业的影响，以便控制风险。